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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量很大!方星海、蔡昉、樊纲等在这场年会上集体发声

  据华尔街见闻2月16日消息,16日,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在北京举行。会上,诸多政府官员、业内专家和学者发表了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。

  方星海:希望对二级市场的价格进行改革,以提高市场的定价效率

 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表示,当前新股发行制度使得二级市场投资者预期高度一致,盲目追涨,放大了价格扭曲,造成新股长期回报率低下。

  方星海表示,研究发现,当前制度安排导致新股发行上市后二级市场短期内价格超涨(弹簧效应),新股二级市场短期定价水平显著超过了以往时期。

  由于创业板相对主板、股票市值更小,因此容易诱发投资者盲目追涨,导致在当前制度安排下,创业板新股二级市场价格扭曲更加严重。

  当前的制度安排下,新股上市之后连续上涨时间更长,极大市盈率更高,限价以后平均回报率较低,希望对二级市场的价格进行改革,以提高市场的定价效率。

  陆磊:外汇市场的前沿性决定了储备的第一性

 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表示,外汇市场的前沿性决定了储备的第一性。外汇储备在系统性风险中有逆周期缓冲作用,然后才有汇率稳定、本币流动性的可置信度。

  陆磊提出,2019年中国面临的外部冲击溢出风险包括中美利差收窄。2018年以来,美联储渐进式加息,中国货币政策稳健中性,保持着低通胀率、低利率。中美利差持续收窄,中美1年期国债利差于2018年11月初出现倒挂,截至2019年2月12日,达到-24.47bp。

  他指出,我国面临的长期健康性挑战包括低要素成本、低附加值发展模式不可持续;短期健康性挑战有低利率和杠杆率体现的对流动性过度依赖。

  楼继伟:下一步要对面国际规则重塑的摩擦

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表示,我国经济仍旧处于换挡期、阵痛期和消化期的“三期叠加”,此外,又进一步叠加了“中美经贸摩擦”,下一步要对面的比较大的问题是国际规则重塑的摩擦。

  在谈到当前正在进行的“三大攻坚战”时,楼继伟认为都是必须做的,也存在还历史欠账的因素。

  蔡昉:中国失业率更接近自然失业 无需加过大的强刺激

  全国人大常委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认为,过去无论多强调积极的就业政策,都是把它作为民生、理念,没有放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机制之中。

  2007年以后,全球各国经济下行的同时几乎都出现了高失业率,唯独中国的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保持稳定。在蔡昉看来,这说明中国经济发生了结构性、趋势性变化,“我们和周期没有很强的关系”。“同时我们的经济增长也不是周期性的,失业也不是周期性的,或者说我们更接近于自然的失业”。

  在他看来,人口红利消失导致了劳动力短缺,而劳动力短缺就决定了人力资本改善速度的下降,投资回报率的下降,以及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减慢,因此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,“而这个趋势还在继续”。蔡昉判断,我国自然失业率在5%左右。“在这个自然失业率基础上,我们没有周期性失业,就无需加过大的强刺激”。

  黄益平:金融体系对小微企业、民营企业存在歧视性

 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,从国际范围来看,我国金融体系有两个特点,第一是银行主导,第二是政府干预比较多。“这样一个体系,过去支持中国经济增长40年,保持金融稳定,应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,但是这个金融体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,它比较擅长于支持大企业,不擅长支持小企业;比较擅长支持制造业,不擅长支持服务业;比较擅长支持粗放式的扩张,不太擅长支持创新型的增长”。

  在黄益平看来,上述金融体系对支持金融增长比较有效,但当前我国经济面临转型、追求创新型增长时,金融体系也应所有转变,而上述体系在本质上对小微企业、民营企业则存在着一定的歧视性。

  樊纲:体制上还存在各种缺陷 需要供给侧机构性改革

 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、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表示,目前我国投资增长动力不足,各种增长要素都存在很多缺陷,劳动参与率也在下降、自主创新能力不足,更重要的是体制上还存在各种缺陷,因此需要供给侧机构性改革。

  樊纲表示,由于中央政府要承担宏观调控的政策,包括要防通货膨胀,防债务率过高,而地方政府不承担此责任,因此,中央政府在调控当中要把握力度,要由中央政府负责,包括把地方债务等关进笼子里,让它起到该起的作用,地方政府的职责是地方发展、地方建设,宏观调控需要中央政府负起全部的责任,需要在热的时候压、冷的时候托,进行双向、逆向调节,这是中央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  刘世锦:全面清理和改革政府管理产业和企业的方式

 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强调,全面清理和改革政府管理产业和企业的方式,要从过去制定计划经济色彩比较强的规划,制造寻租机会,切实转变到建立和维护公平市场秩序的平台上来。“如果咱们的政府部门确实比企业知道的多,你可以通过发布信息,预测和研究成果来引导社会预期”。

  在谈到改革的目标时,刘世锦认为应该提出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的目标。一方面是适应国内“高难度增长”的需要。另一方面,也是适应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竞争的需要。

  徐忠: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、有效性和精准度

 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表示,推动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规则明确、透明、市场化、法治化的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系,而要实现上述目标,则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、有效性和精准度。

  徐忠认为,行政部门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,无法真正体现市场化和法治化。“立法部门委托行政部门立法,法律、规章制度出台需要各部门之间自下而上沟通协调,负责起草文件的司长发现各部门意见不统一,不能写进法律里,只能大而化之,结果法律、规章制度落实不得不依靠行政部门出台相关细则,明确标准和操作程序,这就赋予了行政部门较大的自由裁量权,导致高标准立法、普遍性违法、选择性执法,同样的规则因为执行部门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而产生选择不同的效果,必然会扰乱市场预期,冲击市场信心”。

  李扬:解决地方债务问题,可以借鉴日本经验

 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,目前中国经济形势比较严峻,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愈演愈烈。他认为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。

  到2007年日本出现了地方政府类似美国的地方政府破产的情况,但是日本的体制又不能破产,所以在2009年出了一个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法,从此之后走向了正轨。

  李扬强调,特别值得中国学习的是成立日本成立了地方公共管理金融机构——由地方政府共同出资专门为地方政府提供长期廉价融资的金融机构,相当于是专为地方政府融资的政策性金融机构。它的贷款流程审批严格,需要提供申请,需要审定,需要发放贷款,然后再现场回访等等,这一套程序证明了是比较有效率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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